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那时我还只有几岁，但对“双抢”已有一个初步的概念:父母亲要和其他劳动者一起，头顶火热的太阳，冒着高温，抢着时间收割早稻，然后把水田犁了又耙平，施些农家肥或化肥，再抢着时间把晚稻秧苗插下去。

       稍大一点后，也就6、7岁的样子，我就亲自“参与”“双抢”了。这时，父母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我就跟着去了，手上提一只小竹篮，挽起裤脚，走进水田，大人们在前面，有的割稻子，有的递稻子，有的一边踩打稻机一边打谷，有的负责清谷，有的负责担谷去晒坪，有的负责扎禾，即把稻杆一小捆一小捆的扎好，晒谷坪有生产队的保管室，有专人负责晒谷，傍晚时要收谷，如已晒干就要一担一担的称重、计数、入库。而我与小伙伴们就在打稻机的后面，捡拾稻穗。

        捡拾稻穗也很有讲究。首先，不能妨碍大人们的工作，我们必须在打稻机的后面；其次，眼睛要认真盯着，时刻准备去发现遗落的稻穗；再次，是行动要快捷，快的收获会更多。我们小伙伴之间偶尔有竞争，但总体还是和谐的。

        再大一点，我已有10多岁了，生产队已分成数个生产小组，此时，我就正式参与一年一度的“双抢”了。再后来，农村改革的步伐再加大，集体的田、地、山都分至各户，因生产队的田土多，我家的人口也多（当时父母、兄弟姐妹共有6人），所以分得了不少的水田、早地。这时的我长大了，成了“双抢”的主力军。

        割稻，递稻，踩打稻机，清收稻谷，担谷去家里的晒谷坪，扎稻杆，其后还要将扎好的稻杆拖至田埂上，再将发过酵的栏肥一担一担地送去田里，均匀地施展开来，这些农活我都干过，且干得很好。

        当父亲将田里的水蓄好，把田犁过再耙平时，我们就开始扯秧，一小捆一小捆的扎好，送到水田。随后，我们就开始插秧。插秧，有两种插法：一种是纵向排列，即秧苗以纵向方位排直；另一种是横向排列，秧苗以横向排直为准。因我方位感好，秧苗插得直，所以家里人经常要我先插几排，以定好基准方向，其后大家才一排排地插。

        我家前面是一片很大的田野，水田约有数百亩，清清的涟水河从田野中流过，无疑，这是一个好地方，是我家乡最大的“粮仓”。那时，一到“双抢”时节，收割的、送谷的、担肥的、犁田的、抽水的、插秧的农友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说声、笑声、喊叫声，人声、牛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好一片热闹的景象、火热的场面。

        当我们脚下是滚烫的田水、头上是火热的太阳、身上正汗流夹背、口里正渴得冒烟时，田野里突然出现一、两位背泡沫箱的姑娘，我们会投去渴望的目光，这时我已无暇关注姑娘的美丽，心里头只惦念着她箱里的冰棍或雪糕，有绿豆的，有红豆的，还有牛奶的。

        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能吃上一个冰棍或雪糕，对我们来说已是最大的奢望和享受，以致每当我回忆起那时的场景时，我的唇舌总要吞咽几下，似乎还在回味，回味着那时的辛劳、那时的汗水、那时的甘甜……

        “双抢”期间的涟水河，因为要灌溉大片的农田，河水蓄得满满的、清清的，很惹人喜爱。一到傍晚，辛苦了一天的人们，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会一头扎进水里，尽情的游啊游，之后，再戏戏水，这样就把一天的劳顿都消掉。

        站在夏日的水田里，身处高温之下，望着飞驰而过的列车，我的心也飞到了远方，我想离开这片火热的田野，变成列车上可旅行去远方的人，于是乎，每一次“双抢”都成了我奋进的动力。我努力学习，1987年，我以战“双抢”的勇气与全国广大学子们比拼，我终于挤上了独木桥，考了个学校，有了一份正式工作。

        我参加工作后，父母、兄弟姐妹们并没有离开土地，他们仍有“双抢”，于是我在“双抢”期间，几乎每年都会回到老家，与父母、兄姐们一同投入“战斗”，感受与天“斗”、与地“斗”的艰辛、收获和乐趣。直到父母都老了，没有再种田，我才正式终结与“双抢”的缘分。

        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双抢”，所以我懂得农民的辛劳和伟大，在单位食堂就餐，每当看到年轻人不珍惜粮食、大量浪费时，我心里就很难受。我有时会讲他们，提倡“光盘”行动，但我更多的时候是做出示范。我吃完饭的餐盘几乎看不到一粒剩饭，以致偶尔有同事调侃我，这时，我会笑说：“无论何时、无论任何人，只要发现我餐盘剩有米饭，我自愿每粒罚款100元！”10多年了，直到现在，我还未交过罚款，因为我几乎未浪费过一粒粮食。

        也许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双抢”，所以当三伏天里的人们热得难受或过多依赖空调时，我却可以做到七八年来不用一次空调，而能开心地“享受夏日的清爽”。

        该说再见了，火热的“双抢”！尽管早已成为回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双抢”中有艰辛，有汗水，有快乐，有考验，有奋进，更有我莫大的收获。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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