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淦生
提及张学良，不免让人心生无限感慨。1936年，这位才华横溢且正值当年的“少帅”，激于民族大义，为了促蒋抗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之后，又亲自将蒋介石送至南京，却自此陷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他的光明磊落成就了他，也断送了他。
张学良尽管饱受屈辱，但对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蒋介石并无过多的怨言，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亦未诿过于蒋介石，而是一直勇敢地承担己责——其诚实的品质世所罕见。
众所周知，东北是在“九一八”事变时因张学良的不抵抗而失守的。张学良当时为何不抵抗？各种公开的说法是：他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蒋介石当时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忙著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下达不抵抗令也在情理之中。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很多历史教材亦持这一观点。然而，历史老人却同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并非如此。事情的真相正是由当事人张学良自己揭开的。
首先有张学良的日记为证。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的处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使张大为感动。次年1月3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得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九一八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张学良的这段近乎“忏悔”的日记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正是由于他在战略战术上的一错再错，才导致他“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和东北的失守。
其次，张学良在多种场合一再表明：“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未给他下过不抵抗命令。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的访谈时就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人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件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人要来挑衅，想借著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之所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是为了避免跟日方发生冲突，日本人来挑衅，你就离开它，躲开它。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已经听了50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的时候，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关政府的事，也不关蒋公的事。”不因个人恩怨而杜撰历史，张学良磊落的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再次公开表明：“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提供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在“九一八”事变这件事上，国人几乎骂了蒋介石大半个世纪，说蒋介石沉冤莫白一点也不过分。如果张学良不主动去澄清事实真相，这只黑锅老蒋恐怕还得一直背下去。因不抵抗而失去东北三省，张学良的过失不小。但如果他不自己去捅开这段尘封的历史，他的过失有谁知晓？况且少帅发动“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又何苦自损“光辉形象”？
按照很多人的做法，他可以保持缄默，闭口不谈这件事；如果实在要谈的话，亦可顺应“历史结论”，把所有责任推到蒋介石身上，反正已经“死无对证”。这样既可以不与已经“盖棺论定”的历史较劲，又可借机泄一泄被蒋剥夺自由的怨气，何乐而不为？
翻出这段旧事来咀嚼，实因感动于张学良坦荡磊落的襟怀。尊重历史，敢作敢当；不诿过，敢担责——这样的人我们实在见得太少了，敢站出来为自己当年的罪孽承担责任的人依然罕见。
所幸张学良没有去打“死老虎”，没有顺应“盖棺论定”的“史实”，而是勇敢地把“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告诉了世人，毅然担当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即使可能为此而受到世人的非议也在所不惜。
这是对历史的敬重，是对故人的敬重，更是对天地良心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