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美国密集发作的枪击案揭示出，过去近10年的经济困境、族裔冲突、反恐泥潭等困境，导致美国社会矛盾进入了多发期、易发期。

    11月5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南部的萨瑟兰斯普林斯爆发教堂枪击事件，包括枪手在内，造成了27人死、20人伤的悲剧。此次事件的发生地是一个五六百人社区中并不大的教堂，而其造成的伤亡水平却足以列入历史名单——该事件成美国历史上第五伤亡惨重的枪击事件。

    事件发生后，希望找出真相的人们很快还原了26岁枪手德文·帕特里克·凯利的人生轨迹和行凶动机，但结果却直指形同虚设的“枪支管控”。

    得州枪击案，槽点不只在背景调查

    按照公开信息，凯利具有明显的施暴倾向、曾接受精神病治疗，多次具有家暴、控制和侵犯他人指控的劣迹，并于2014年被空军除名。按照1968年出台的《枪支管控法案》的规定，精神病史、案底或犯罪记录、被军队除名，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阻止凯利“合法”购枪。但现实却是，这些关键的排除性信息并未被纳入相关数据库，也就无法实现“有效的背景调查”。

    无疑，得州教堂枪击案暴露出美国现有枪支管控，特别是背景调查环节上的重大缺失，但其中的槽点就仅此而已了吗？

    试想，如果凯利在高压的背景调查下，不能到正规枪店购买枪支，他不是还可以到枪展上或网络上淘到想要的枪械吗？即便无法再得到新的枪支，在枪支文化盛行的得克萨斯州，凯利从家人或朋友那里要来枪支的难度也并不大吧？再试想，如此一个对社会、对宗教信仰具有明显反感情绪的人，并且在案发前曾在网上承认特意买来小狗射杀来进行“瞄准练习”，为什么还没能引起警方的高度关注？如果将这些疑问嵌入的话，这次枪击案所揭示出的问题，显然并非执法和背景调查那么简单。

    1775年莱克星顿的枪声注定了枪支文化与美国历史的如影随形，而从欧洲大陆传来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想，也落实为枪支所实现的“自我防卫”。进而，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为“枪权”正名：“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于是，与国家历史紧密缠绕的文化以及宪法级别的制度刚性，基本上斩断了美国“禁枪”的任何想象。

    而这半句话也存在着莫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这里的“人民”是否需要门槛或者需要怎样的门槛？如何真正执行这些门槛？通过何种方式“拥有”和“携带”？关于“拥有”和“携带”的限制是否能彻底闭合而毫无漏洞？“武器”到底包括什么？是否能真正将“武器”只限于“自我防卫”？

    这些疑问不但构成了如今美国控枪实践中的各种纷争，也在现实中制造出一个个足够致命的完美漏洞。又加之美国联邦主义底色所造成的“短板效应”，任何一个州在控枪上的放松，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倒退。

    “顽疾”+“新伤”，美国枪支管控陷僵局

    枪支困境可谓是美国社会治理乃至政治层面的顽疾，但目前“顽疾”遇到了“新伤”，进而才变本加厉。
   
    1982年以来，造成10人以上死亡的枪击事件已有16起，其中有9起发生在2008年以后，即当下的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而且，目前美国历史上最大伤亡前三位的枪击案也扎堆在这个时间段中。

    这种密集发作的症状，只能揭示出一个现实，即过去近10年中的经济困境、族裔冲突、反恐泥潭与国土安全隐患等等困境，导致美国社会层面的矛盾进入了多发期、易发期。似乎所有人都不满，而那些最极端的人选择了极端的表达。

    现如今，关于枪支“旧伤新恨”的解决之道，最终都会归结为美国两党之间关于到底“人”还是“枪”的问题的水火之争。显然，这种由于特殊利益驱动而将矛盾人为割裂的做法，只会陷入无解的僵局。

    必须看到，“人的问题”，即作为根源的美国社会矛盾难以朝夕平息，那么尽可能解决“枪的问题”显然应被摆上国家的治理议程。但问题是，所有人都清楚需要做一些事情、甚至都清楚需要做什么事情，但却始终原地打转，这显然是对美国所谓“制度改良能力”、“治理更新能力”的最大否定。

    在得州教堂枪击案发生之后，担任该州检察官的共和党人肯·帕克斯顿曾公开建议：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的唯一办法，是人们去教堂时要更多携带枪支。帕克斯顿的说法，肯定代表着某些阵营的声音，但一定不会是解决方案，而是下一个悲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