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随著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的加速，而从上世纪1978年代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已改变了中国的家庭人口结构，“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居家养老、社会养老等常规养老方式因为各种原因，也跟不上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
中国目前的养老资源呈现出多重的不均衡状态，一方面，高端养老床位空闲率高达40%，另一方面，普惠式的养老资源却依然一床难求。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底，全国各类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31833个，机构、社区等养老床位合计达到584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27.5张。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50到70张。
多元化的社会与现实的压力，催生了各种各样另类养老方式，成为中国养老行业的一个奇特现象。
《华夏早报》记者阳杨 报道
湖南老人监狱养老
早在2012年，湖南省祁东县73岁的付达信老人就成为新闻热点人物，原因则略显心酸，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养老方式，即监狱养老。在付达信心中，监狱就是天堂。
早在2012年，湖南省祁东县73岁的付达信老人就成为新闻热点人物，原因则略显心酸，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养老方式，即监狱养老。在付达信心中，监狱就是天堂。
付达信5岁时父亲去世，在兄弟姊妹4个中，他排行老四。由于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付达信的大哥到江西做了上门女婿，姐姐远嫁广西，他与大哥和姐姐都是几十年少通音信。只有二哥住在村里，现在已经80多岁了。 付达信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寡居的母亲再也没有能力为他娶上媳妇，婚事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他老了。
如今，80多岁的二哥犯了老年痴呆，谁也不认识，还生了一身的病。“我的侄子已经50多岁了，也在外边靠收破烂挣钱，哪能管得了我。他养不起我，我也不用他养。”
从几十年前母亲去世后，付达信就一个人租住在邻居的房子里。虽然仅仅只是象征性地给邻居一些粮食，房租从来没有付过，可是就是每月那么一点儿粮食付达信也拿不起了。“其实我也不是想要他的粮食，乡里乡亲的，他又那么可怜，有时候我会端一些饭给他送去。可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有老头老太太要赡养。”邻居王某告诉记者。
像付达信这样，年龄在60岁以上的，东山村大概有近百人，大部分由儿女供养，没有儿女的很少。
终于，付达信告别二哥，离开了东山村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付达信正在预谋关系他将来命运的计划：上北京。从广西开始，付达信一路上捡破烂，卖钱后再坐火车，一路捡拾著破烂到达了北京。
2008年9月8日，付达信在北京站站前广场对某大学学生阿芳实施了抢劫并被抓获。阿芳喊叫起来，听到喊声，付达信并没有跑，反而鼓励阿芳“使劲喊”。很快，几名小伙子冲上来，踢掉老头手里的刀，将他制服。接著，警察赶过来，给老头戴上手铐。“看见警察来我心里那个乐啊。”后来面对记者，付达信说。
进了监狱，付达信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生活有了规律，不用每天出去奔波，脸色也红润了。
可是，当听到自己被判二年有期徒刑时，付达信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法官，您再好好审审吧，判得太轻了。”
记者了解到，祁东县是震惊全国的衡阳贩卖婴儿案被卷入的地方之一，这个地方的福利院当初是作为一个牟利的工具。当时媒体报道中有人提到，当地老人如果想要进入这样的福利院，要交一万块钱的押金。
“在农村没有退休一说，因为如果按照土地就是你生活的资源的话，你需要不停地劳作，也就是说，农民是终身制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向记者分析，“像付达信这样的，像福利院这种已经‘变味’的机构是不会接收他的。”
北大教授卖房养老 告别琐事专心写作
和付达信老人一样，2015年，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也以一种自己并不愿意的方式成为新闻人物。
钱理群卖掉了自己的住房，并于2015年6月底入住北京市昌平区一家养老社区。钱理群被誉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钱理群透露，早在2014年，他就有住养老院的想法，他跟老伴也慎重考虑过，住进养老院也是希望能借此避开很多琐事，专心进行写作。他们最终选择的这个养老社区，房间100多平方米，每月住宿费大约要2万元。为此，他和老伴卖掉了原来的房子。
钱理群的很多学生反对他卖房住养老院，但这只是他和老伴个人的选择，卖掉房子去“租房”养老，也是他能够承受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我的想法。”
让钱理群非常满意的是，养老社区里吃饭很省事儿，到点儿就能吃饭，不用他和老伴操心。“到这里来，我可以不用操心琐事、集中精力写作。
钱理群说，基于上述好处，他决心卖房入住养老社区，“我认为我是适合养老院生活的。”他说，自己是一个不太合格的居民，目前跟其他住户还没有特别多的交往。“我只是天天自己在这里写作，好多十年前想要写的东西，到这里就写出来了。”
钱理群同时透露，自己在养老社区早上7点就起床，每天要看5张报纸，上午10点多便开始专心写作，平均每天能写2000到3000字，但现在还没考虑发表，“以有机会再说。”
“钱理群卖房养老”消息传出以后，引发了舆论热议。很多人惊讶之余，也不免流露出些许“老无所依”的悲情。
时评家胡印斌认为，养老问题公共服务的缺位、公共投入的不足，已经成了当下悬在老人头上的一柄利剑。当下之计，不仅要通过个体样本矫正公众“居家养老”的习惯，多些路径选择。更要著力改变普惠式养老资源稀缺的现状，破解公办机构“进不去”、民办机构“进不起”、“不敢进”的困局，加大公共投入，并在力推社会化养老的同时，切实履行监管责任，以保障养老服务的公益性与服务水平。
东莞四星级酒店改养老院
曾经因得益于娱乐产业的发达，广东省东莞市的四、五星级酒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抢滩娱乐产业市场。然而好景不长，2014年2月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对东莞市部分酒店经营色情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引发当地集中查处行动，东莞的娱乐行业和星级酒店遂陷入低谷，并彻底从市场消失。
2014年年底到2015年年初，东莞市厚街镇的几个企业家找到广东医科大学养老产业研究院院长谢培豪，他们想将星级酒店改成养老院。“五星级酒店变成养老院还要进行很多设备设施的改造，投入非常巨大”。谢培豪否决了这个提议。
一年之后，常平镇的梵尔赛酒店第一个吃了“螃蟹”。梵尔赛酒店原是四星级酒店，梵尔赛集团董事长黄河山对媒体称，酒店于2001年开张营业，但2014年以来营业额每况愈下，比营业总额最高峰时下降了50%，转型迫在眉睫。2014年4月开始， 黄河山开始到省内多个城市考察养老院的经营状况，当年年底决定转型做民办养老院。
2016年6月18日，豪享康乐养老院举行了揭牌仪式，宣布正式投入试运营。当时，相关负责人称已有几十名老人登记入住，价格从每个月3000元至6000元不等。当地媒体多次探访梵尔赛酒店改造现场，希望了解改造进程，却发现改造工程仍在进行，配套设施也没有完善，服务人员更没有到位，目前并不适合入住。
改造现场负责人苏工带记者来到了酒店大楼右边原是酒店KTV的地方，养老院就设在这个两层楼里。小楼外面是假山，看上去略有些厚重，进了大门后的院子原是KTV的表演大厅，还保留著当时的各种怪树造型。恍惚间，感觉如同进了游乐园一般。
在2015年的东莞两会上，东莞市政协委员梁海潜就提议，鉴于东莞的星级酒店大部分经营困难，少部分甚至难以为继，可将东莞现存的星级酒店进行改造，按新型养老需求进行转型。
对此，东莞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达了不同看法，该负责人认为，目前养老型酒店市场尚未真正形成，缺乏专业的养老型酒店服务与管理人才也是一大难题。而更为重要的，养老型酒店建设成本高、操作难度大、风险大。星级酒店改建需要大量的资金，东莞“酒店业目前普遍处于亏损状态，酒店业向银行贷款的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