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高考制度，是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的另外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对于众多的普通民众而言，高考也是摆脱现有生活状态，提升阶层相对公平的途径。
《华夏早报》首席记者邱亮 报道
解放后的高考：
考试都要到省城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此前的中华民国众多公立和私立高校均被政府接管。
四川的辜其冽是原成都工业学校的退休教师，他说起当年参加统考的那些事依然记忆犹新，成都解放后，1950年军管会全部接管了全市的高等学校，但1950年各学校的招生工作，仍由各个学校自行主持。1951年，当时的西南行政区成立了“西南区高等学校一九五一年暑期联合招生委员会”，并在四川成都、云南昆明、贵州贵阳设立了3个分会，分别于7月下旬展开报名，然后统考、阅卷。
8月下旬阅卷完毕，并在当时的《成都日报》上公布成都分会的录取名单。当时，西南行政区自己组织的统考考试，仅针对西南地区，主要是选拔和培养本地干部。无论你考分多高，都无缘考入“北大”“清华”等全国一流的高等学校。
在这次统考中，辜其冽考上了华西协合大学数理系。
在山岳樵夫的记忆中，从1951年起，政府组织高校统一招考。“当时的统考，和过去各校单独招生时一样，也是不分文理科，中学学过的各门课程都要考，统分时会按报考专业作相应的加权处理。比如考理工的，数理化加权大；考文史的，文史类科目加权大。”
山岳樵夫错过了1951年的统考，却得知由于生源不够，有些高校在单独补招，山岳樵夫决定辞职升学。
山岳樵夫报考了当时还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医学院。山岳樵夫到了山大后，很快找了个学生宿舍住下。几天后，他参加了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入学考试，“用的都是密封试卷，印象中，这是仅有的一项‘保卫’措施。”
工农兵大学生：
用麻袋来装知识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基本停课，近百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就这样，我国的正常高考一中断就是十年。我国从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10年间，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万名基于推荐制的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工农兵大学生条件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当时在农场工作的林锡琦，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林锡琦先是被班排推荐，然后是连队推荐，最后参加了农场组织的相对严格的考试。终于在这年冬天，林锡琦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林锡琦在复旦大学就读后来被称为中文系7611班的76级文学评论专业，55个同学，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真正落实推荐精神、经过相对严格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组织指派进来的，开后门进来的。
55个同学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中毕业生27人，初中毕业生28人；年龄上也有较大差别：最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
“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7611班的同学人人都憋著一股劲，争分夺秒，誓把被“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学习热情比后来的77级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成了那特殊的年代里的幸运儿，开启了“文革”之后大学的读书风气，虽然在其后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级的光芒掩盖，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
恢复高考：
调用毛选纸张印刷试卷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让甘肃的李玉兰记忆犹新，1977年10月21日，21岁的民办教师李玉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得知国家恢复高考。让李玉兰没有想到的是，这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为570万人，录取人数仅为27万人，录取率只有4.8%，可谓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和李玉兰一样的570万1977年高考考生却不知道，因为国家领导人的一句话，才让他们得以实现大学梦。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经的77级考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考试发展史》中这么总结。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当年8月4日，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变成对“推荐制”上大学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了。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正是因为邓小平的拍板，李玉兰等人才得以跨越农门。而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李玉兰拿到了大队开的介绍信，到了公社，一进院子就看见好多人拿著表格在那里填写。参加高考的人大体上就是回乡青年、知识青年、复原军人。
1977年12月11日，李玉兰迎来了高考，幸运的是，她最终被甘肃师范大学录取，成为当年27万佼佼者中的一员。
上世纪90年代：
高考成为脱离乡村的唯一出路
对于知名媒体人袁复生而言，1999年的高考是他当年离开农村的唯一途径。正如其在自己的著作《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一书中所述，他在一个县城开始衰落的时代成长。
自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高考成为一个相对公平的阶层上升通道，农民子弟逃离乡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除开高考，就只有广东等地的流水线工厂。因此，复读成为当时众多高考落榜生的常态生活。
1999年的袁复生们，无数个下午，伏在红砖楼的铁栏杆上看远处地夕阳和偶尔飞来的风筝，在红星幼儿园的楼上等待高考地降临。理所当然，或纯属意外，袁复生被送到家乡一所名为“晨光学校”的补习学校。直到一年后，武汉大学向袁复生打开了幸运之门。
而对于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邓明元而言，幸运的人用三年高中时间敲开了大学之门，而邓明元用了8年，他经常自嘲为八年抗战。
邓明元高中毕业的时候，是在改革开放的1992年。当时的大学，并没有扩招。而且还是国家负责分配的天之骄子。邓明元时代的高考上线通知，是由县里电视台在节目中公开宣布名字。从1992年到1997年的5年时间，每当公布高考上线名单时，邓明元就在堂兄和侄子的陪同下，前往镇上能收看本地电视的人家，在类似科举放榜的形式中，瞪大眼镜查看自己的名字。
每次落榜后，邓明元就一个人呆在家后面的山坡，其侄子则受家中大人的委托，尾随著，生怕他一气之下发生意外。
经过五年的复读，邓明元考上外市一所师范学院，原以为大功告成的他，却没有想到，在他四年大学生涯结束后，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政策却已经戛然而止。
如袁复生和邓明元一样，还是高考的幸运儿。邓明元的哥哥，经过多年的落榜后，只身跑到省会长沙，通过自学考试，边工作边实现自己的大学梦。而邓明元的堂姐，多次落榜后，最后一次高考连成绩都没有勇气去看，直到当年的高考录取结束，她才得知，原来自己考上了当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就这样与大学插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