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曲靖农村考生崔庆涛在建筑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新闻再次刷屏，感动无数人。与此同时，也有一种质疑再次泛起：高考还能否改变命运？
在这个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的时代仍然讲高考改变命运是荒诞的，更不应该成为一个社会公平的度量器，我们需要“去高考难以承受之重”。
高考对于中国人太重要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民生问题。
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知识改变命运，或者说高考（大学）改变命运的说法就不绝于耳。高考，承担了中国人太多太多的重担。
大学生是怎样从精英跌落凡间的
高考改变命运，其实只存在于精英教育时代。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570多万考生（实际上很多地方有预选考试，先筛掉一部分人，也就是说考生实际更多），只招收了20余万人，我们能想象这种比例筛选出来的人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历经10余年如此规模的演进，大学生确实是天之骄子。对于绝大多数人，高考也绝对可以改变命运，甚至是天翻地覆地改变。因为当时还处于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80%以上的人仍然是农村户口，上了大学，就注定你进入了城市，有了干部身份。那是阶层的区别。
那时，对于中学的评价只有一个：升学率。
即便到了上一个适龄人口高峰的1990年，全国高校招生总量也仅有60.88万人，其中大约40万是专科生。如果对比今年的招生总量，当年能考上专科的，今天闭着眼睛都是211；当年能考上本科的，差不多都是985了，因为我们985高校招生总量就已经逼近20万。在当时，大学生仍然是稀缺资源，我们的毛入学率仍然处于绝对的低位，是个位数，中国高等教育仍然是绝对的精英教育时代。直到1998年，我们全国高校招生总量也只有108万，毛入学率仍然是个位数，高校总数仅有1022所，其中本科院校仅有590所，中国高等教育仍然处于精英教育时代。
也就是说直到上个世纪末，大学文凭基本上就是精英的代名词，也是很多用人单位衡量人才的尺子。即便含金量已经明显不如上世纪80年代了，但对于多数人，一个体面的工作总是有的。
而这时，对中学的评价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除了升学率，开始谈重点率。
1999年，高校大扩招启动。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快速向大众化迈进。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160万，一年新增招生总量51.32万人，增长47.4%，超过了过去9年的总和。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量达到382.1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跨越了15%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这条界限。
注意，从此，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和1998年相比，5年时间大学招生总量已经增长近4倍，普通高校总数增长500多所，大学生已经开始跌落凡间。
这个阶段，对中学的评价已经没有了升学率，更多是一本率，清华北大有多少个。
近10年，国家开始稳定高校招生总量，但2017年，普通高校已经达到2631所，招生总量也达到761万，几乎是1990年的12倍，其中本科招生超过410万，毛入学率达到45.7%。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总量逼近770万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毛入学率也将接近50%这个普及化界限。我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大国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2017年，很多省市高考录取比例超过90%，包括江苏湖北等传说中高考难考的地区，贵州的录取比例也高达87.4%，在全国普遍出现了招生计划不能完成的现象。换句话说，有学也不上了，中国高等教育完全进入了一个“考不上大学都很困难的”普及化阶段。
2018年，国家新增劳动力不足1300万，但是新增大学毕业生就高达820万，回国留学生也将高达50万左右，大学毕业生将占新增劳动力65%以上。
2017年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总量就已经超过60万，加上博士生，总量已经超过70万，超过1990年本专科招生总量。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仍然还要谈高考（大学）改变命运，并以此质疑批评高考对于社会公平的价值意义，显然是荒诞的，更没有可比性。
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看，高考仍然能改变命运，关键是看你考上了什么样的大学。
如果你考上了一个985、211高校，那么对于多数人，还是能改变命运的，因为985高校招生总量大约就是我们刚刚恢复高考时期的招生总量，211高校招生总量也大约就是90年代初期的高校招生总量。同时，这一尺子也不约而同地成为用人单位潜在的一把尺子，就是门槛。
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地中学与家长关注的不再是升学率，而是一本率、985率，甚至清华北大率。水涨船高。
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看，高考仍然是能改变命运的。近20年的大扩招，给了更多人一个文凭，也等于给了更多人一个流动上升的规范渠道，当然，最后能否改变命运，只能看你的努力了，而不应该只靠这张文凭。
寒门难出贵子吗 高考的公平价值是否打折了
近年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历史上相比，农村或者社会底层人进名校的概率越来越低，也就是说寒门难出贵子。首先需要承认，从表面上的一些研究数据看，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也无法否认，只是，我们绝不应该以此认为高考公平机制的丧失，得出这个结论不仅轻率，也是错误的。
现在的中国，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没有可比性，这种静态比较本身就不科学。
首先，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10亿国人8亿在农村，是农民。在高度城镇化的今天，也就是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8%，城镇的人或者居住在城市的人已成为主体、主流。
1978年，北京常住人口为871.5万人，2016年达到2172.9万人；1978年，上海常住人口1104万人，2014年达到2425万人。1978年武汉市有548万人，2016年常住人口则达到了1060万人。全国的一二线城市人口基本都翻番了。
今天的农村与昨天的农村已经完全不同了。
第二，经过高考40年来的不断筛选，很多优秀的人通过高考这个有效的渠道，已经逐渐从小城市、从农村进入省会城市，进入北京、上海，而这些人的后代已经不再算作底层与农村的一员。
截止到2017年，通过高考已经有1.2亿多人进入大学，加上其他渠道享受高等教育的人则更多。整个社会阶层与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考虑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只是静态地看生源构成，并以此质疑高考本身的社会公平功能，显然已经错得离谱。
第三，对于一个制度的公平性，我们绝不应该简单从结果看，更需要关注的是其是否给了公平的机会，保障机会公平，而不是结果，尤其是高考。
从这个角度来看，高考这个功能仍然存在，甚至更强大了。
近5年以来，国家陆续推出了各种保障弱势群体的招生保障计划，以确保农村基层的孩子上好大学，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名校每年都需要拿出一定的名额录取县级以下学校的学生，很多省也配套了相关省级保障计划，如陕西还有面向农村的医学专项计划。
7月22日，云南曲靖市会泽县者海镇五里牌村的崔庆涛在乡村的工地上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感动了无数人。这件事情再次提醒了我们，这条通道一直存在。同样，去年高考，甘肃考生魏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位来自甘肃贫困县的残疾学生，因为先天性脊柱裂导致重度残疾，最后受专项计划照顾如愿进入清华，清华从招生老师到校长都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扶助与帮助，甚至根据其请求与实际情况，安排了一个单间宿舍，供其母亲照顾他生活学习，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与赞许。这一个个案例本身就说明，高考这个制度所创造的渠道仍然是畅通的，只是，你是否努力了，是否是那些优秀的人？
高考本来是高校选拔人才的一个测试，只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但因为种种原因，大量的的社会评价与高考对接挂钩，导致各种利益诉求，社会矛盾都聚集于此，教育与高考最后成为这种矛盾的决战场。因此，对于高考制度的评价，我们还是需要“减负”，才能让高考回归教育，健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