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株洲师范学校大专班毕业的，它不是什么正规大学，但子不嫌母丑，我一直以她为荣。衣衫褴褛的母校在时光的流变中已经找不到踪影，直到有一天我坐在湖南工业大学校友会的主席台上，我才找到了她的归宿。但是别人问我什么学校毕业的？我还只能说株洲师范，不敢说湖南工业大学。我就这么个卑微的出身，我不想高攀，更不想愧对母校的养育之恩。学校不高贵，但我考大学的年代是值得骄傲的。我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那时的录取率只有3%。
在株洲师范学校读书，《湖南文学》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余音》，写的就是渌口老街上的故事。学中文最高理想就是当作家，而能在上大学就发表小说的人很少。文学刊物上能发作品，好像比任何名牌大学都有价值。在学校几年接连发表了几篇以渌口老街为背景的小说，在株洲也有点小名气，毕业后就想当个专业作家。
理想很温暖，现实却是冰冷的。温暖理想是从冰冷现实开始的，我一辈子的教学生涯，不情愿地从一中这座乡村学校起步了。
株洲师范大专班有三位同学分配到一中，我是中文班的；外语班的是一位女同学，叫夏雨，长沙妹子；还有一位是数科班的，罗家博。我是渌口人，县一中离家不远，虽然失落，分配结果还不算太差；夏雨和一班长沙同学被分配到县里，大部分还被分配到远离县城县属中学任教，这些长沙人的屈辱和痛苦是不可名状的。我尽地主之谊请大家吃了一顿饭，那种悲痛气氛，用如丧考妣来形容，似乎也不过分。从落地株洲县的那一刻开始，调回长沙就是他们最大的理想，没有几年他们都调回长沙了。夏雨和我们一起分到一中还算好的。我和罗家博，不断地安慰夏雨。夏雨也还单纯，既然悲伤并没有什么用，那就快乐吧。跟着二位本地大哥开始了教书生涯。
罗家博年纪较大，为父多年，我和夏雨叫他博哥。他是南阳桥的人，老三届，考大学前就当了多年的民办教师，还当过公社中学的校长。有上大学的机会，从民办教师成为正式的公办教师，从公社中学升到县属中学，人生的一大转折。加上老婆孩子都在乡下，一中离家又近，照顾家里方便。看见他每天夹着三角板和备课本，大步流星地穿过操场，笑容满面，大声与所有人打招呼，我想他应该是心满意足的。
一中当时只有高中，教学质量不错，每年有不少考上重点本科的。高考的头几年还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我当老师的时候学生质量参差不齐，分快班慢班。高考还需要预考，能过预考参加正式高考都是不错的学生了。我一个大专生，又没有教学经验，当然只能教慢班了。我担任一个高一慢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博哥是个有经验的老师，他好像是快班的数学老师。学校缺英语老师，夏雨既有快班的课又有慢班的课。一中当时有一帮正规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文革”时就到学校教书。都是外地人，教学水平高，各科老师都有，他们教快班，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升学率都靠他们支撑着。
我们单身老师去得最多的就是余棻老师和李家翠老师家。他们两家住在校园内一幢简陋的红砖平房里，前面是一片菜地，好像都是住家老师自己种的菜。两家比邻而居，一家两间房子，后面搭了一个厨房。余老师是语文老师，她爱人是廖玦老师，教数学；李老师是数学老师，她爱人是郭德衡老师，教物理的。两家都有两个女儿，一大一小，单纯可爱，在乡村长大，都操着纯正的普通话。两家大人是朋友，小孩也是朋友。我们常常从食堂里端了饭，走进她们家蹭点菜吃。
余棻老师在我们心中是女神级的人物，她是湖南师院教授的女儿，长得漂亮，气质高贵，讲普通话，很标准，给我们乡里伢子很大的心理压力。廖玦老师是个广东人，五短身材，爱喝点酒。郭德衡老师经常当着他们夫妻面感叹：“鲜花插在牛粪上 ！鲜花插在牛粪上！”廖玦也不生气，很为插在自己身上的鲜花得意。廖老师家是华侨，有钱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他家有一台进口大日立彩电。他每天喝点酒，红彤彤的脸，抚摸着自己的大肚皮，大声呼唤着她的小女儿，“喵！”小女儿的小名叫阿毛（猫），大眼睛，黑黑的皮肤，五六岁大，单纯可爱，是大家的开心果，更是爸爸的宝贝。廖玦和博哥是一个教研室的，关系亲密，博哥常常仿着廖玦叫女儿的腔调叫他，“廖！”
李家翠老师却是一个慈祥的大妈。在女儿面前是慈祥的，在学生面前是慈祥的，与我们年轻老师说话也是一派温柔，她那慈祥的眼神望着你，你还没有说话，就感觉你无限复杂的心思她都理解了。她对学生可以倾其所能。有一个乡下的女学生，家里困难，患有崩漏的妇科病，李家翠老师给她熬了两年的中药，天天不间断。每天上午课间，李老师端着熬好的中药，横过那片菜地，把药送到教室。让这个女生带着健康的身体上了大学。李老师时时都是忙碌的身影，家里的重活都是她干。她在坪里做藕煤，郭徳衡老师跟在后面检查质量。她是家里的男人。郭老师体弱，做过胃切除，做不了体力活。郭老师清瘦的高个子，留着西式头，戴黑框眼镜。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在刷牙，一口洁白的牙齿很醒目。
上个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有两个热点关注。一是中国女排的比赛。我们挤在余棻老师家的大彩电前看女排比赛，满屋子人欢呼声可以掀开平房的屋顶。郭老师的心脏是不能承受这里的紧张氛围的，他不时从门外伸头进来，敲着手里牙刷和杯子问，“几比几？几比几？”有一天伸进来的头是李家翠老师。李老师黑乎乎的脸，吓了我们一跳。原来她从渌口街上买煤，租了手扶拖拉机押运回来，刚刚卸完车，马上跑过来看女排比赛。二是文学。每一篇热点小说都是我们热烈的话题，不管什么专业的老师都是文学爱好者。我发表过小说，自然在话题中有些地位。但谈论文学的主角是郭老师。虽然学物理的，文学素养很高，阅读量很大，对作家作品很熟悉。他还有思想有见解，滔滔不绝，说到兴奋处还有充满感染力的笑声。与郭老师聊天是一种享受。
郭老师是湘潭人，书香子弟，天分很高。因为出身不好，进不了好大学，只能学师范当老师。他教物理，李老师教数学，但李老师有什么数学难题都要找他。永远都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沉默的时候大约是他胃痛的时候。学校开教师大会，郭老师经常是坐在那里低头批改作业，一只手顶着胃部。很专注，好像完全没听校长在说什么。我们的校长叫刘奇俊，但看起来人并不奇俊，一个干瘦的乡下老头，还戴着助听器。我感觉校长只管行政事务，教学上的事都是那班敬业的经验丰富的老师负责。校长很敬重一线的老师，他们才是教学的主人。刘校长的讲话，经常被低头批改作业郭老师打断。郭老师好像没有听讲话，但刘校长关键的话他一句都不会放过。“刘校长，这个事应该这样……”说完后，继续低头批改作业。刘校长会说，这件事就按郭老师的意见办。于是接着讲下一件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郭老师不觉得自己唐突，刘校长也不觉得他无礼，在座的老师们也不觉得奇怪。一切自然，都是为了学校的事。郭老师学物理的，却不会骑单车。李老师会，到渌口街上买东西都是李老师的事。在一中工作的一项基本技能就是骑单车。离渌口不近不远，没有公交车，只能骑单车。我们搞个集体活动，比如到渌口看电影，单车队就出发了。我们想用单车带郭老师，他是不会同意的。一个人大步流星出发了。我记得他搭过一次单车。第二年分配来一个新老师，叫翁少平，我们叫他翁少爷，简称翁少。有一次，翁少一定要郭老师上他的车。骑车上了渌江大堤，两人一起摔在堤上。郭老师爬起来，滔滔不绝地从力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翻车的原因。翁少一直都没有机会释放满腹的歉疚。
翁少年纪很小，比在读的中学生大不了几岁。都是文学青年，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表面不拘小节，其实很细心；看起来像条硬汉，其实很温情。我们见了刘校长很随便，他见了很惶恐。因为刚报到的第一天，床铺没安排好，刘校长就要翁少跟他搭铺。睡到半夜迷迷糊糊，翁少伸脚蹭到一个软软的板寸上，觉得特别舒服。梦里不知身是客，翁少不停地用脚背蹭那一个板寸。直到刘校长吼一声“搞什么鬼！”翁少才从似睡非睡中惊醒，知道那个舒服的板寸是刘校长的头。年轻人总是睡不醒，第二段趣事也与翁少的睡眠有关。有一天翁少来了一个同学。睡到第二天早上，翁少在被子里踢他一脚，“去给我上一节课！”翁少只告诉他教室，同学马上乖乖地去上课。刘校长早上查课堂是雷打不动的，查到翁老师上课的教室，一脸的疑惑，就不认识这个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小伙子是谁。有了这两件事，翁少看见刘校长就拐弯。
其实，在一中教书之初，我也有一件事耿耿于怀，不能释然。我教的是一个慢班，学生成绩很差，一般来说，考大学是没有希望的。我又是一个教学新手，没经验，也不投入。一心想当作家，心思都放在写作上，教学是应付。那天讲《过秦论》，没有备课，对“过”字望文生义，解释成“经过”的“过”，毫无知觉。课间休息上厕所，一个学习成绩不好，平时与我关系不错的男生跟我并排站着撒尿，他说：“易老师，你解释错了，不是经过的过，是过错的过。”我一下醒悟过来，羞愧得赶紧撤离。听到后面有同学开玩笑，易老师撒尿比学生还快。回到讲台，自信心彻底崩溃，没有胆子继续讲课，宣布自习。这是我教师生涯的痛点，它时时提醒我不备课不能上讲台。师道尊严与学生一起撒尿不会丢失，大言不惭地在讲台上向学生传授错误知识真是斯文扫地颜面丧尽！夫子说“不贰过”，有这次惨痛教训，“过”字自然不会再解释错了，从此也再没有犯过不备课就上讲台的错误。
所幸的是教学生涯一开始，就遇见了以郭徳衡李家翠夫妇为代表的优秀教师群体。他们有丰厚的学养、高尚的师德和一丝不苟的责任心。特别是他们在艰苦环境中那种安贫乐道的积极生活态度，给了我深刻的影响。他们是一些精神生活很丰富的人，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更觉得那些普通知识分子的可贵。应该怎样当老师，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他们给了我一个标准。30年来风风雨雨，面临各种考验和选择，自己能够守住底线，回想起来，与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李家翠老师后来好像当了很长时间的株洲县人大常委会兼职副主任，这可能是一个普通老师受到的最高肯定和尊荣。夫妇俩退休回到了李老师的老家昆明定居。前两年他们回过一次株洲，是他们的学生接过来的，参加学生们一系列的活动。翁少平请他们吃饭，邀我作陪。郭老师70多岁了还是那种做派，高谈阔论，笑声爽朗，但已经有些龙钟了。李老师说他后来又做了手术，胃基本切除了，所谓吃饭只是一个形式。我们喝酒，郭老师看我们吃，他说话。一如往昔，所谈皆家国大事。李老师一如既往充当保姆角色，关注郭老师的一举一动。我们十分羡慕郭老师，被一个女人精心照顾一辈子，大丈夫当如是也！
我在一中只当了两年老师，带了一个毕业班。那时高中只有两年，我记得毕业时也有四五个学生过了预考。预考后就是与快班一起上课了，有不有考上大学的我不记得了。但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完全是在我的帮助下成功的，是我当老师的第一份成绩。那一年招飞，我们班的晏寿林同学居然体检过关了。万里挑一，比考大学都难。但是晏寿林是个农村小伙子，在我们慢班成绩都是中流，文化要过关是一个大难题。但晏寿林是个有性格的倔强学生，我们师生长谈，一定要把握人生中难得的机遇，只有一条路，努力学习。学生拼了命，我这个老师也一路陪同，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帮助。通过几个月的努力，晏寿林居然考上了！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一个老师成功的喜悦。晏寿林成为航校的学员，毕业后成为飞行员。转业后到了检察院，现任石峰区法院的副院长。几十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从师生关系发展为朋友关系。晏寿林是我一中教学生涯的深刻记忆，他让我找到了当老师的感觉和自信。
一个同事翁少平，一个学生晏寿林，虽然相处不到两年，却成了我一辈子的朋友。有些人几年不见就完全变了，完全不对味了。但翁少平和晏寿林身上好像有一种特殊的防腐剂，优良的品质和性情几十年不变。不管处在什么地位，相隔多长时间，只要一联系，一听声音，就能感到还是那一个本真的他，那个可以托付一切的朋友。
翁少平几年后也离开了一中，当了记者，现在是《株洲日报》的副总编，一个尽职尽责的丈夫和父亲。我和博哥曾住一个房间，也看到他对学生对家庭的那份责任心，他以后当了校长、县教育局长、县委书记，继而任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路仕途顺畅就不足为奇了。他是一个爱家庭爱学生的人，仕途走多远，心中都会有准星的。夏雨可能是在一中待得最长的，她好像完全融入余老师和李老师的家庭，成了她们的大女儿，四个小姐妹的大姐姐。她在一中成了家，后来两口子调回了长沙。女儿在美国定居了，她好像去了美国。
我调到了妻子单位湘江氮肥厂子弟学校工作，开始了我教学生涯的第二站。30多年，小学、中学、大学都教过，三分之二的时光都是在校园度过的。校园改变了我的观念，渐渐明白作家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职业，而教师职业的大门是面向普通人敞开的。每一个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成为一个好老师。我发现作家是痛苦的，越是好作家越痛苦。好作家要荷担人类的苦难，个人生活常常是不幸的；而好老师是幸福的，它是一个神奇的职业，你付出越多收获就越多，既可以满足尘世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又可以满足精神世界的崇高追求。越是好老师生活越幸福。老师可以是俗人的面目，也可以有圣人的境界。但好老师包括学识的要求，做人的标准和生活的态度，需要你在日常教学生活中慢慢修炼，也是不可须臾放松的。
执教之初，我有幸在一中遇见了一群好老师，做好老师的追求自觉不自觉是从一中开始的，很怀念那一段宝贵时光。
易介南 文创一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戏剧作品音乐剧《同一个月亮》花鼓戏《五十二家别墅》。出版小说集《城市与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