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会见在新加坡举行，能PK掉一众强劲对手取得主办权，是新加坡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明证。而能在短期里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不出差错又尽量不扰民，则彰显了这个国家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执行力。
而无论会谈成果如何，特金两人是否会不欢而散，新加坡都是此次会谈的大赢家。从1994年的汪辜会谈到2015年“习马会”再到2018年的“特金会”，新加坡作为东道主见证了一系列历史性时刻。如果说前两个会谈的影响力还主要限于东亚的话，“特金会”则是全球关注的国际顶级盛会，能被美国和朝鲜同时相中，说明新加坡的影响力正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考虑到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只有广州的1/10，人口只有560万的弹丸之地，这一成就就让人尤为印象深刻。
只忠于自己的新加坡
“特金会”能在新加坡举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和朝鲜在新加坡都有大使馆，而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多。目前，朝鲜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但设立的驻外使领馆只有40多个，这是因为朝鲜多年来面临国际制裁，经费有限，开办使领馆不仅是一项外交功能，还是创收的需要。2016年叛逃的朝鲜驻英国公使太永浩就曾经披露了自己作为驻外使节的窘迫生活。韩国《东亚日报》也曾经报道称，朝鲜将一些驻外使馆出租来牟利，朝鲜驻华沙大使馆里落户了40多家朝鲜企业和团体来开展活动，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则将大使官邸租给当地企业用作结婚礼堂，拍摄杂志照片，开派对，K歌演唱会，放烟花等活动，朝鲜驻印度大使馆地下室里甚至开设了肉铺。
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亚太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朝鲜很有吸引力。早在1967年5月，朝鲜和新加坡之间就建立了贸易办公室，1969年11月更升级为外交关系，比中国和新加坡建交还早了21年。目前，新加坡公民可以在免签的条件下赴朝鲜旅游30天。在政治上，新加坡对朝鲜态度温和，未曾激烈批评其内政；在经贸上，根据公开报道，此前新加坡聚集了由几十名朝鲜外交官和商人组成的团队，他们通过各种商业活动，源源不断地将财富、燃料和货物运送回国。2016年，新加坡还是朝鲜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双方的经贸关系直到2017年11 月才在联合国制裁的压力下停止。而直到今年上半年，还有两家新加坡公司因为向朝鲜贩卖葡萄酒和烈酒而被联合国点名。
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自不用说。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美国的超强国际地位，使得两国之间能做到各取所需。根据新美2000年签署的协议，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为美军第7舰队及航母等大型船只提供后勤补给和维修服务，这大大拓展了第7舰队的控制范围。
谁都不得罪、广交朋友、尽量和方方面面搞好关系，是新加坡外交的重要原则。同时，这一原则不是靠一味谄媚或丧失原则来实现的，而是推动对方的行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李光耀从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卑躬屈膝。这么多年来，我和他见过很多次面，谈过很多次话，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为了新加坡向我伸手要过什么。他会向大家解释新加坡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并且深信自然会有聪明人会在这里投资，帮助它发展。他不会跟华盛顿的人士谈新加坡的事情，他会告诉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他能让他们反思自己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
与此同时，新加坡在牵涉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也敢于和大国对着干。2016年甚嚣尘上的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围绕着南海仲裁案的争拗，中国人普遍不接受新加坡“维护国际法和航行自由”的借口，争相给新加坡打上“反华”的标签；到了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新加坡又突然不“反华”了，而是追随中国的立场支持自由贸易。在很多人看来，新加坡的对华立场出现了逆转。但事实上，“反华”与否完全是从中国本位出发的，而从新加坡的视角看，维护国际法、航行自由和支持自由贸易，背后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作为一个小岛国，没有国际法、航行自由和自由贸易做支撑，就只有死路一条。显然，新加坡做任何决定都是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一事一议，谈不上笼统的“反华”或“亲华”。任何两个国家之间，亲近的前提是利益的契合，爱和恨都是有原因的，要求别国放弃利益追求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不是天真就是强人所难。
心比天高的小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天下”的意识由来已久，很多普通人对国际事务也颇有兴趣，官方也着力于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全球性的关怀是昭然若揭的。但对世界上多数小国而言，因为利益和视野的局限，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自己国家和周边区域的事务，国际大事基本和它们无缘。新加坡的面积和人口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小，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其视野、野心和利益诉求，却绝对是世界级的。从李光耀以来，动辄对全球化、中美关系、中印对比等宏大主题发表看法，是新加坡领导人的一项传统。
开始这项传统的是李光耀。在1990年卸任总理之后，李光耀主要是以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民主到全球治理，从印度的未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都有自己明确清晰、富有洞见的看法，而且他的表达方式直言不讳，从来实话实说，敢于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比如他认为要实行好的民主，决不是只要有一部好的宪法便大功告成了。他说：“英国和法国曾经为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与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社会没有出现有能力运作这些制度的优秀领导人，而且这些社会的成员也不尊重这些制度……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
在回答“中国领导人真的准备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国吗?”这个问题时，李光耀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中国人复兴的民族使命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中国希望世界接受它本来的模样，而不是以西方社会的附庸身份被世界接受。”
李光耀的洞见，是新加坡国际影响力的起点。基辛格就评价说，“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在李光耀之后，吴作栋、李显龙两代领导人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应该说，这是新加坡刷国际存在感的重要举措，美国、中国、朝鲜也都“get到了”，在新加坡举办“特金会”也就成了一件没有争议的事情。
当然，对别国的行为说三道四是有代价的。最典型就是中新关于南海仲裁问题的争拗，李显龙一句“仲裁庭对各国的主权声索做出了‘强而有力的定义’”这句话，让中国朝野上下勃然大怒。在这种紧绷的氛围下，2016年11月发生了新加坡9辆军车在台湾演习后转运回归途中因为手续不全被香港海关扣留的事件，新加坡显然对事件的发展缺乏思想准备，国内舆论也出现了反思的声音。其实，2016年7月底，在美国访问的李显龙也表达了对美国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满，只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知道或选择了视而不见，而美国人似乎比较麻木，并没有和新加坡计较而已。
承办“特金会”，是新加坡多年来在软硬实力上苦心经营积累下来的成果，有了此事的铺垫，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峰会选择在新加坡举办，新加坡的国际影响力会水涨船高，自不待言。而让这一切得以延续的关键是新加坡自身能否长期维持高水准：经济发展和内部治理能明显优于周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判断不能有重大偏差。在新加坡面临领导人世代交替的当下，这一点尤为重要。